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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的搖滾執拗 終點無執的一趟旅行─專訪歌手趙一豪

兩個月前趙一豪於地下社會扭臀與魅惑撩人的手勢、轉身及赤腳上下地跳躍，低沉咆唱〈改變〉─彼時收錄於20年前專輯《把我自己掏出來》─歷史軼聞今日成為驚蜇。距離前一張專輯《凌晨03:36》是十年潛伏，與作品《旅行/19》歸來之際，正是崔健再度來台；而本週五晚間的演出，高規格大舞台的演出要求，對應著所費不貲的票價。談及崔健，趙一豪平淡地說著：一個人一條命，血淋淋競爭太多，而自己已經不能投入太多浪費自己時間的事。「有人走一條坎坷的路，看到了更多故事與層面。這些值得的感動，舞台上的明星沒碰著，是他們的損失。」

「當然(專輯)錄完後，就想趁自己還能蹦蹦跳跳的時候(出來)，但很多東西沒有水到渠成不可能成立。十年了，一登台太多東西變成電影片段出來，我該唱什麼表達我當下的心態？後來我和他們(指新的Double X團員)講：我們不是偶像，也不能裝年輕；但也還沒到不能跳，平平實實地做自己就好。」 談論專輯名稱中的數字「19」，這是封面捉刀者的主意，自己本來想著「13」，「(想專輯名稱時)我只想到『旅行』，『13』也是隨便想；19是設計師取的。17歲我組團，19剛好是我當完兵回來的年紀，所以應該是分野的意義。」記者提起「19」也是當時《把我自己掏出來》發行、新聞局以「具有強烈性暗示、影射自殺與具有強烈性愛意識」要求唱片行下至今的年數，「真的呀！你看天地因緣就是這樣，這麼多的巧合。」而今，趙一豪的新專輯獲得新聞局樂團補助，他笑言以為自己與新聞局不搭尬，結果企劃卻「丟中了。」

「...我想世界改變了，這種改變是好的。」趙一豪呢喃著天地與人生，19年稀釋為一趟起伏旅程─或著依照他自己的說法，《旅行/19》製作過程就像在馬桶上蹲了十年，「我只想拉得乾淨！」

1985：青春本來就是爆炸 就是要放肆 吶喊

1985年，趙一豪，19歲─與成軍兩年的Double X─「與老外打架！」羅斯福路福州街口的AC/DC酒吧內，五股子弟聽紐約CBGB內的Ramones與Talking Heads；「那時候台北資訊多，樂團鼓手姐姐男朋友的家人開翻版唱片行(耕韻音樂)，那時候翻版黑膠一片是25元，它一張賣100元，精緻版，但是我們去聽是不用錢，。聽的時候就上課無聊聽，組團是搞小小的課外刺激。」彼時張艾嘉《忙與盲》上市，薛岳第二張專輯《天梯》上架後得到廣大迴響，而張清芳的《激情過後》大賣30萬張，還被稱做永遠的實力派。羅大佑與李壽權共同製作《明天會更好》，60位主流歌手提倡反盜版。三台歌手都得「乖乖站著唱民歌」的彼時，1984年台大一場名為「Taipei Jam」的演出，「...開始出現躁熱的音樂，好幾場校園演出，學生衝上舞台在旁邊一起唱、一起跳，不是電視台告訴你聽歌、我們站在那邊唱。大家都被解放了，那時候明星不會想去校園理睬乳臭未乾的學生，但我們不是神、是平凡人，跟平常人在一起，不是高高在上的！給彼此的溫暖是體溫！」亦是當下，水晶唱片成立並發行《白癡的謊言》；「當兵放假的時候，認識凌威店裡放歌的小妹，後來變成我女朋友。那時翻唱Ramones的〈Bye Bye Baby〉是因為她墮胎，一段往事了......。」談起那張被認定「台灣第一張龐克專輯」，他說自己沒有要煽動什麼，或是包含任何政治訴求，都是自己的故事。「過往是發洩居多，但青春本來就是一個爆炸、本來就是要放肆吶喊！」而提到Double X為什麼要唱英文歌？他說因為「我覺得要有自信。我一直把台灣看做是世界的一部份，既然你要拿到檯面上，就要跟世界切磋、站在舞台上好好較量！」

1989：台灣不可能施捨你什麼

提及發行《白癡的謊言》時面對的質疑，趙一豪有些自嘲地說著，看看自己多常被誤解。青春的狂傲招引誤解，誤解除了成為流言蜚語，還堆砌成一堵現實的牆。1989年《把我自己掏出來》連同同名歌曲與〈震動〉成為新聞局道德檢肅的對象；「對我來說，情愛有不同的詮釋呀！大家都站著唱歌，但那個時機我覺得至少不該永遠唱情歌。」往後一年，《把我自己收回來》明白了挑釁的嘲弄，對於今日將過往際遇多歸於上天冥冥的趙一豪來說，但查禁是人生由起至伏的一筆轉折。「我是一直很急的人，過往作品非常衝撞，非要把場子砸爛，或是像引爆核彈把不喜歡的都炸爛。被禁之後水晶唱片違約仍欠一張專輯，波麗佳音是集資港日台，但也怕趙一豪在幹嗎？魔岩強調另類卻冰凍兩年…這些事情都讓我七上八下的。」然而話鋒一轉，趙一豪想了想說：「但其實我只想做我自己；說衝撞，那也是社會限制突顯出來的。」

「我一直認為自己心裡有個小男生/小女生住在裡面…小孩子的夢根本沒有辦法限制。我是討厭政治的人，但碰到被禁是硬梆梆的，那道牆卻是更為厚實的。」趙一豪感嘆。

「人家說我是小眾英雄，我提出質疑：為什麼我的東西是外國人喜歡？很多台灣做電影或音樂是這樣，一定要等到外國肯定(，台灣才會接受)；這是一種陽痿心態。」即便如此，趙一豪表示，當初Double X在如滾石、飛碟與可登等主流唱片廠牌接觸下，最終仍與強調推廣「新音樂」的水晶唱片簽約；回溯一段因緣，「我想重點非常清楚：所有人走這條路，這條路是平坦的。但我們走的這條路，必須要把『家私』都準備好，必須斬草。之後《把我自己掏出來》被禁，水晶唱片違約，《白癡的謊言》發行版稅我們一人只拿了一萬五千元。Double X當初是抱著執持小廠牌的心態，理應廠牌與音樂人唇齒相依…」趙一豪不以為然水晶當初逕行另類音樂的托拉斯策略，把圈子越做越小，強調是水晶唱片自己搞垮自己，「台灣不可能施捨你什麼東西的。」一句話歸結水晶起落，卻更似趙一豪一路以來，冷暖自知的體悟。

90年代初期，在公館、師大一帶的酒吧還是外國人居多、純音樂吧的時候，光復北路十一巷、大台北瓦斯令人倒退三步的球狀油氣槽後方，彼時的Double X便在Live-A-Go-Go的前身「The Gate」表演。「The Gate那邊形成一種livehouse的雛形，禮拜五的觀眾都還蠻多；師大一帶最早應是在Catch 22表演，那時還把他們音箱砸壞了。後來才有Scum。」趙一豪笑言，到了Scum的時候，開始形成一個族群，就是「rockers」，但自己應該腦袋秀逗，「感覺是：『哇！有一群人！』我有怪癖：如果很多人做一件事，就犯賤不想去做。」

1996-2000：生命結束 靈魂還是活著

1996年趙一豪第三張專輯《直接愛恨》由友善的狗付梓，他說自己在那個當下，音樂之上並非音樂而已─譬如唱片公司基於獲利與生存考量的要求，他說，這就是非音樂的問題了。《直接愛恨》專輯封面恰為東區捷運施工的光影，位於友善的狗辦公室附近。逆溯這張專輯，趙一豪說台灣經濟起飛，但個人理想與現實的反差越來越大，「很多東西是看比例，生命與生存的比例；最初抱持理想與靈魂，但在社會進步步伐中，又有多少人失去感覺？」到了《凌晨03:36》之際，談及當中〈塑膠世界〉一曲，「覺得城市在溶化，不曉得自己是鐵人還是機器人？那是已經脆弱到不行，人們不認識自己。」

「生命結束的時候，我希望靈魂還是活著的。」趙一豪說，從《直接愛恨》以來的十年，別人看自己是瘋癲，自己一度感覺疲憊，「因為沒有得到現實上的成功。這十年花費我太多青春、金錢，但這些東西都只是附帶的。十年已經終了，有很多時候自己已經放鬆、不抓得那麼緊；現在唱歌給一個人聽，也可以，做音樂是我日常生活。」

2009：走進荒野 群聚群離 鬧劇人生

十年一世代，趙一豪在歷經英文教師，協助家人的室內設計工作室後，約莫六年前，辭掉工作，浸於亂彈鼓手童志偉錄音室內。《旅行/19》褪去青春暴戾後，低緩地踩著downtempo與buddha-beat穿巡遁入一片黑暗，匍匐角落。路途顛簸，遙遙無盡期，大小屏障似乎不足趙一豪悲鳴─甚至是五年前，為數五十首、十年以降的歌曲，隨著硬碟全數付之一炬，科技果不其然地無可信。自言昔日個性急躁，「後來硬碟爆掉，還有人說要拿到美國太空總署才有可能(修復)！那種內心急迫與焦躁，最終無處發洩，我想是老天告訴我看見別的東西，天地太多美麗，是執著無法欣賞。不要執著，以前會ㄍㄧㄥ歌，不ㄍㄧㄥ了反而會有五條歌出來。」

坐在松山區咖啡廳外的趙一豪，好似吶喊地對著記者也對自己說：「你急什麼，老天爺要把我磨成老頭子我也認了！」

《旅行/19》由亂彈鼓手童志偉，旅居北京的鐘宗豪以及趙一豪三人共同製作，新的Double X則包括昔日流氓阿德與賽璐璐團員；完全地風格蛻變，趙一豪表示大概在五年前走向即定調；在硬碟報銷後，憑藉尚存於光碟上的歌曲，在九月至十月僅僅一個月內的時間錄製完成。趙一豪曾經在自己部落格上廣徵樂手，「可是沒人來！」他說大部分人的回應是：「賺不到錢，幹嘛做？」「說回來沒什麼原因的；原因是做音樂就是我的生活，不管有沒有賺錢，有沒有名聲。」趙一豪表示，若真要說醞釀《旅行/19》的機緣，期待的樂迷真得感謝身陷囹圄的阿扁：「阿扁貪瀆我不在乎，全世界政客都貪錢。可是我不高興他散播太多仇恨，譬如反中、分省籍。在我們教育裡面，歷史充滿仇恨、太多『我被欺負』。但我覺得我們都是花朵、是上天種子，都應該開得花枝招展、彼此摟摟抱抱，看你要愛在一起抱在一起幹在一起，開得花枝招展才精彩！」

「閒雲野鶴 天地抉擇

在路途與你相遇 山水色澤 天造地設 峰迴路轉

旅途精采 喜怒哀樂 心頭點滴

和你牽手散步 邊走邊唱歌給你聽

生來沒有外衣 群聚群離......」─趙一豪

趙一豪說，有些話，說給你、說給我、說給男、說給男男、說給女、說給女女、說給台灣聽的；而一趟旅途，就只有一次生命。青春旺盛，彼時Double X的趙一豪曾經考慮躁進地一年一張專輯，無話可說之後轟掉腦袋處決自己。幸或不幸；趙一豪甚至未曾是個火熱的名字，不順遂讓他繼續過活。問趙一豪放掉什麼，是生活名利小孩家庭…，他這麼比喻：「走進荒野，一定會花力氣在拔草除根，剷除一些東西，直到現在我都認為還是除草的狀態。我不認為親情與家庭對我不重要，但你不可能得到所有…，我只想要做我自己、完成我自己的東西，這麼簡單。因為人只有一次生命。」

「謝謝老天，情勢荒謬。人生是派對，是鬧劇。」趙一豪這麼說。(原文刊載 破報復刊589期)

一粒沙、一粒沙，加在一起變一座山─咱攏是貢寮反核少年郎
陳韋綸
愛鄉護土反核義勇軍誓詞
貢寮一直是祖先留給咱，也是咱要留給子孫的好所在。為了要表達咱捍衛鄉土、誓死反核的決心，我OOO自願為愛鄉護土反核義勇軍，將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擋核四廠動工，而且一定要將核四廠的興建計畫終結掉，不達目的，絕不終止。
愛鄉護土反核義勇軍OOO 1996年10月14日

播電影是治療大家的憂鬱症

根據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研究員崔愫欣的觀察，目前反核運動處於低迷。「昨天這樣看(諾努客影展)，(鹽寮自救會)幹部只有會長吳文通，老人家不多，就知道地方上狀況。」六年時間紀錄20載貢寮反核四抗爭，今日《貢寮，你好嗎？》中耆老身影全數隕歿。九零年代隨綠盟投身地方組織動員，許多故事崔愫欣沒說，平靜地分析幾年來局勢起落。零一年核四復建後，地方士氣譬如溜滑梯一路下來，「居民都在問該怎麼辦？連推一個民進黨總統上台都沒辦法。一些老一輩在講『等核四蓋好乾脆就搬出去。』」今年，崔愫欣與綠盟、鐵馬影展的夥伴策動諾努客(No Nukes)影展與音樂會。或許是因為吳文通還在那，跟身旁戰友說：還有機會，咱貢寮人不要放棄。

「慢慢找回力量，治療大家的憂鬱症。」鐵馬影展工作人員陳慧敏陳述諾努客的初衷。最初自我定位僅負放映之責；從都市出走鄉村地方，跳脫電影院的放映形式，直入運動現場，她發現不是簡單地播電影便可了結。籌備過程細膩與繁瑣，譬如漁會與宗教信仰中心屬於那個政黨勢力，場地選擇蘊含政治判斷。與地方接觸是保證：不會錯判運動情勢。「希望的運動效果是什麼？」詰問隨之而來。把電影帶入社區不只是地點轉換，更是對運動的想像。

1985年左右，反核學者下鄉動員。往後20年運動與民進黨脣齒相依，反核運動成為政治機會結構分析最佳案例。2001年陳水扁宣布復建核四，居民認清選票被款款去，幹部遭遇地方指責而抬不起頭。自救會幾乎瓦解，近幾年在地人禁聲反核。另一方面，十年海洋音樂祭無法留住音樂、沙灘，不能深化遊客貢寮經驗；如同農村武裝青年主唱阿達回憶：「海洋音樂祭很恐怖，人實在多到…你只能很快到海灘就不能出來。除了福隆火車站與海水浴場，無法深入瞭解在地。」踩在此時間點上，從過去每年海音擺攤連署搶救沙灘，陳慧敏認為這次諾努客活動是「綠盟在地十年的成果展、是它的力量展現，不再是自救會灑網絡、動員地方。我們自行籌款與招募義工，大家集結到東興宮前看電影、聽音樂，讓當地人很驚喜。基本上福隆人都反核，只是說『都已經蓋了，還能怎樣？』這三天出現細微變化，阿公阿媽開始講希望留乾淨大地給子孫，甚至轉向『蓋了不運轉』的念頭。」以929樂隊吳志寧〈貢寮，你好嗎？〉開展首次諾努客音樂會，運動者期待新血與音樂在鹽寮生根。重視環保運動中群眾組織如崔愫欣即言，「如果探究運動本身是什麼？那真正力量是住在附近。」

現在貢寮鄉是老人村 不宜久留

「好漂亮的金沙，現在都刮走…從龍門外灘到─這裡，不吹牛500公尺有吧！現在不到100公尺。」福隆吳姓耆老邊說，手指一邊沿著東興宮前沙灘劃過。福隆外灘因每年海音舞台由鄉公所補沙而受到關注，但東興宮外戲水遊客鮮有人知：腳下階梯狀的畸形沙灘怎麼來的？福隆至鹽寮沙灘連綿4公里，突提效應造成的淘沙作用，不止於福隆外灘。鹽寮自救會長吳文通解釋：「沙往北移堆積碼頭北邊，沒有辦法回來。這裡的沙會越來越少，縮小到最後整個消失。」

吳老指著距離海灘一公里不到的溫廢水出口，不願想像核四運轉後的情形。一旁阿公氣憤地插話：「我去萬里(核二廠)那邊，那裡的海水係滲藥ㄟ款，有夠臭！連虎神啥伙攏無！我跟朋友說此地不宜久留。那裡小魚都是彎的，若沒毒叫官員來這住！」根據鄉公所發行的小冊子，溫排水是「含氯、有機錫化學物質、放射核種的高溫廢水。」吳文通則說：「運轉以後，福隆會有世界唯一的溫水海水浴場。」

核四廠復建對貢寮人衝擊不僅是海灘形狀改變。重件碼頭興建隔年(2004年)，貢寮鄉漁戶人口達6903人，約全鄉人口一半以上，佔台北縣漁戶人口22/49%，居北縣之冠；盛產鯛、鰹和小卷。吳姓耆老眉頭深，感嘆今非昔比：「它作那個碼頭，整個水域變形。以前沙灘寬，釣魚或灑個網，多的是魚。現在釣不到魚。澳底漁港從前非常多漁船，捕魚可以養一家子。現在抓魚養一個人都養不起！整個貢寮鄉是老人村，像你們這代20以上、40以下都往外面去發展。」問崔愫欣在地青年就業情況，她說最多工作機會是核四廠內的臨時工。

沒有人是有尊嚴在拿回饋金

「出外年輕人不敢說自己是貢寮人。別人會說你們貢寮人反核四很自私，阻礙國家發展。」崔愫欣回憶反核運動氣焰最高時，推民進黨進入國會、總統府時是每個在地人抬頭走路。今日環保運動被視作「反發展」。台電於貢寮發放回饋金超越15億，包括有線電視、學生墊板與營養午餐。國中時如果你是全班為一拒領補助，將被視作異類。崔愫欣感嘆地說：「沒有人拿回饋金是有尊嚴在拿；但(發放回饋金)造成運動下一代出來不是很多。」吳文通話說得直白：「那是鴨霸政府跟台電用錢收買、分化。」家鄉台東即將成為台電低放射性核廢料掩埋場場址，巴奈說：「(掩埋場)預算五百億，回饋金就有五十億，其實所有關節已經打通。縣長鄺麗貞表面上反對，但都有拿台電的錢。台電辦公聽會，現場是一人一包白米在發。有人說蘭嶼那邊冷氣吹太兇，因為電完全免費。回饋金對人心腐化最深；提到蘭嶼現在想到核廢料跟回饋金，對居民很不公平。是政府要放在蘭嶼，無法拒絕卻要被污名化。」

談反核對當地人太痛苦，環保運動者被形塑為「偏執」、「反經濟」。另一方面，反核四無法與十年海音接合，發酵議題討論；如同農村武裝青年鼓手阿展觀察：「剛開始所有音樂祭都沒人，春吶跟海洋都是。等到第三年後規模龐大，但沒有特定議題，純粹從音樂出發，容易面臨商業收割。」最近幾年運動者發展社區產業。崔愫欣談及運動試圖突破：「以前是反核勝過一切，現在必須讓其他農業、漁業聲音出來。所以我說反核今年是從零開始。」台大大新社吳其融一年前來到貢寮，今日在當地蕭家莊梯田與貢寮人一同務農。「之前環保運動者以教授或學生社團進入，但這種身份是協助，或是以反核的想像進入。貢寮沒有自主農民或漁民組織，與他們交流是個體與個體接觸。慢慢種田，看有沒有機會形成集體。」他說。

目前吳文通自家安裝風力發電裝置，坦承目前回售電比率至多達30%，卻是反核運動更積極想像，用再生能源打擊台電能源拖辣斯。他說：「分析能源結構，台電是獨斷事業。未來能源取得是多元性，人民自己開發新能源；透過風力、太陽能發電甚至潮汐發電。台電不希望這樣，是因為能源分散就沒有利益；今天不蓋核四跟彰濱火力發電廠，就必須把核工處跟火工處撤掉。但利益應該是全民共享。」

核電至上的日本共計55座核電廠，但每個電廠外都有自救會，今日還能進入電廠跟廠長吵架，說：「你安全沒有做好！」亦有專門反核刊物如《原子力情報室》，每年發行年鑑詳實紀錄核電廠問題。崔愫欣等運動者走群眾動員路線，但強調人數不是一翻兩瞪眼的一切，最迫切是保持力量。「新瀉核電廠附近自救會從建廠時就說會發生地震，結果官司二審敗訴。零七年真的發生地震，後來串連整縣民眾，政府下令不准復工。他們是保留當初星星燎原的火苗。」她說。運動者結合議題音樂、電影播映，期待青年進場。現場群眾連結在剎那間被接起，形成廣大網絡，但最怕溫情後一切歸回正軌。陳慧敏與崔愫欣皆強調今年諾努客只是起點。前者期待反核成為集體想像，迸生對抗無力的力量；後者不疾不徐地說：慢慢辦，也許臨界點到了，就會有一股新力量。

渴望最私密與深層情感，跟做愛與身體接觸，但是總是太抽離，對方或自己。濃烈太難太粗殘，總是平和卻總是認為其實爆裂點結局比較可以接受。悶著容易變成一堆屎，臭氣沖天。

沒有亙久但起碼我希望持續，可起頭便是超級錯誤，無法理解的發光動物，與沒有特徵的人類，其實無法相處的。

開始崩壞，連短暫與美好一瞬都稱不上。自我療程無用可能！咖啡與煙及硬蕊異端是建立更強壯人格前的寄託嘛？不知道可永遠，自我感覺過於平常至於根本無解，無法被理解，普通其實是最深層恐懼。

派對歡愉，無論出自沈與暗或亮，暮光從大廈頂樓上方灰濛一片透出後，延遲過久的暢快質變為停滯的麻痺，人們嘻嘻哈哈過多言語交流。廢話其實很多的，最恣意與美好發生在起頭與過程，結尾時可能太多緬懷，腐爛成臭酸。

直到看見鯨魚眼睛令地社燈光全暗，舞台旁開盞立燈，聆聽三首歌便了然。出眾的硬蕊建築封閉與自溺，當然不是指形式。封閉於普遍與常態，當然這兩者不一定很好。自溺於情緒宣洩，透過結構對細節及氛圍的苛刻要求，簡直跋涉於鬼火閃爍的闇黑及泥濘中。什麼時候硬蕊孩子過份地多愁善感？無可名狀的憤怒抑鬱成對環境虛空，音樂上卻異端與偏鋒。你說對社會冷感是孩子們的錯嘛？該慶幸拿起的是吉他與鼓棒，世界醜陋至清楚只能期盼看見真實一瞬的孩子還沒拿起刮鬍刀藥丸或是站在頂樓邊緣…

三點半凌晨放盡氣力地跳舞。夜晚太清醒過多情緒太沈重與具體，譬如同時並存愛與恨，困惑至麻痺或虛無地憤恨，嫉妒與瞌睡，沒安好心地得不到安慰與和平，免去心疼與同情；累了人們會睡覺，醒了繼續承受無能與世界。沒有藥頭能夠解決內心沒有平靜。

後記：勿忘我們的學運?

短暫三天停留便奢望洞悉香港行動者個人、網絡連結及生態是愚蠢的，而且返台後發現訪談，錄音檔案全毀，但截稿日在前，憑著筆記勾引出的印象推進文字，我知道此文鐵定無法完整表達受訪者的全意，深入淺出更不可能。但我無意自我開脫，因為受訪的藝行者總是不閃躲地望著時代，並且介入其中；那我也無法置身事外，只能盡量記錄。也因為行動未有任何討好型式審查機制的欺瞞，所以得到觀眾情感的回應。

上次，香港獨立媒體朋友Fredie來台後與苦勞早洩分別寫了《社運生育觀》，此次香港六四採寫過程中，閱讀香港獨立媒體、《中大學生報六四特刊》、《字花─走，走到1989》、《拒絕河蟹特刊》等資料，「承」是最被關注的議題─ 20年後，除了平反與哀悼外，年輕如八九學運參與者，還能做什麼？是「天安門大屠殺」還是「八九學運」？當年理想主義精神？歷史虛無主義或歷史作為詮釋與觀點？一個具有「行動力」的「承」便是清楚成為香港青年行動者的討論核心。

是的，「六四」從未進入台灣八零後青年記憶中，與其批判台北師大公園「六四」晚會依舊無法逃脫哀悼、平反、真相、遺忘，我更好奇現場年輕人為何前來？(破報總編輯《回歸特約人民之歌：孽子、慶典與紫荊旗》提供港台對於六四記憶程度的差異:http://heterotopias.org/node/36)倘若有人對香港青年提出〈歷史虛無主義〉批判，台灣八零後如是。但我們還沒找到「承」的方式，當香港八零後重新以文以藝以行動敘述六四記憶，我們該以怎樣的姿態回望學運？倘若20年理想主義早已臭酸成為妄想與世代歧視，我們必須以怎樣的語彙，找回自己的激情？

香港八零後週圍如限制言論與集會自由的基本法、害怕一國兩制架空、青年失業率、舊區重建與城市地景更迭。台灣青年焦慮不會更少；可是焦慮不應昇華為逃避，以「快速轉台」方式瀏覽過去、現在與未來。「知識的對立不是無知 而是(自我)蒙蔽與(自我)欺瞞。」

如同某位長者所言：素食主義與腳踏車是對文明世界極微弱的抵抗。意思大概是舉著綠色生態學旗幟的青年永遠打不過紅色的：由個人道德出發的行動者彷彿手無寸鐵地站在高地，向底下人來人往的群眾呼喊吃素環保救地球之類的，超無力的人道主義者。

對我而言，這種個人實踐則如同某種秘密修行，每天考驗意志如何凌駕身體。始終令我困惑的一點，是某些動物權/動物福利倡導者家中收養數十支貓、狗，另一方面卻對豬牛雞羊如何變成「產品」的過程選擇性地漠視。動物權基本上不難理解，倘若你認同動物皆有痛楚與感知的權利，那麼對一般人而言比較困難的大概是身體實踐：用拒絕的姿態面對口腹之慾，而不是將自我置於動物之上，對遭宰割販賣的「物品」視而不見。否則，紅色生態學才是最脆弱、用來辯論的武器，在親身實踐上毫無可能。從這個層次來說，無力的是紅色。

素食主義同時是對自我慾望的思考：對飲食文化的徹底反轉。各種美食民眾如雞排精緻如小籠包、牛排等等其實都展現了這個文化怎麼面對自然：可以說，什麼都吃的台灣人對動物痛楚是很冷漠的，相當程度引導到一個問題：反麥當勞的青年有沒有能力在早晨六點鐘菜市場開市時，近距離觀察豬隻從小發財車上被搬運下來，接著被開腸破肚依照腿部、身體、腸子、血、腦、甚至耳朵排排陳列。動物研究會工作人員曾跟我說過：其實台灣動物工廠，比美國不知道差好幾倍。這個層面其實很容易被反美意識消彌。

最後一點：激進素食主義只能發生在城市。因為只有在消費主義極為發達的盆地，才能體會一整套由生命被宰殺加工製造成產品的過程多麼細緻，恰好隱藏所有你不想知道的一切。素食主義，是提醒個人，整個機器如何剝奪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繫；而這種覺醒，只能透過身體感知。